自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进行空中打击，并引发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进行打击以来，伊以冲突规模不断升级，冲突程度更加惨烈，其演化为战争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伊以冲突的爆发和升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对于阿以冲突、巴以冲突局外者的伊朗缘何成为巴以冲突中的主要角色，并最终导致以色列把冲突的战火引向伊朗本土，人们或许大致清楚这一过程，但对其来龙去脉尤其是其背后的复杂政治机理并不清楚。
6月22日，美国出动B-2轰炸机对伊朗的三处核设施进行大规模轰炸，导致伊以冲突在延续近十天后，美国直接下场介入冲突，并使冲突面临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的风险。
那么巴以冲突为何外溢并转化为伊以的大规模冲突，而美国又被以色列裹挟入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何在？
笔者认为，阿以冲突的巴以化、民族冲突的宗教化、伊以矛盾的结构化、美伊矛盾的伊以化，是导致巴以冲突和伊朗问题合流，并导致伊以冲突爆发和扩大化，以及美国被迫参与的深层次根源。
伊以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的最高形式
毫无疑问，新一轮伊以冲突是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外溢的最高形式，其冲突的严重性、残酷性、持续性已经远远超过此前双方两轮即打即停的冲突范式，甚至已经把以加沙为主战场的巴以冲突演变为以伊朗、以色列本土为战场的伊以冲突。而美国的介入则进一步改变了冲突的规模和性质，其对中东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影响也更加严重。
在关于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的铺天盖地的新闻中，即使是对于对中东政治缺乏深入研究的普通民众，也已经了解到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的主线。远在以色列本土1500多公里之外的伊朗之所以成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主角，其原因在于在以色列看来，它不仅要打击直接对其发起攻击的哈马斯，更要打击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包括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组织），直至彻底打击“抵抗轴心”的核心国家——伊朗。
因此，在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进行持久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创，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重点打击，对胡塞武装进行阶段性打击，并在诸多复杂因素作用下意外收获叙利亚政权倒台的有利局面下，同时在对伊朗本土两次进行尝试性打击而伊朗反击有限的情况下，以色列最终决定对伊朗本土实施大规模、持续性打击，力图实现破坏美国与伊朗核谈判、严重破坏乃至彻底根除伊朗核能力、削弱伊朗沉重打击“抵抗轴心”并使其丧失复原能力。这是以色列军事冒险行动。
伊以冲突：巴以冲突与伊朗问题绑定的冤家对头
但是，上述分析尚不足以解释以色列和伊朗敌意和仇恨形成的累积的过程和机制，以及阿以冲突、巴以冲突如何演变发展并蜕变出伊以冲突这一更加严重的冲突，因为以色列和伊朗无论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还是在1979年以前的当代历史中，以色列和伊朗两个民族和国家都保持了长久的友好。
伊朗和以色列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友好，在当代也曾共同作为美国盟友而密切合作。双方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但即使如此，双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矛盾仍主要停留在舆论层面，以色列在两伊战争中与伊朗保持了密切合作，尤其是向伊朗出售了大批军火。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真正恶化始于冷战结束后，双方围绕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问题、伊核危机与伊核协议、“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内战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针锋相对的对抗日趋突出。（参见刘中民：《伊朗以色列历史上长期交好，为何如今彻底翻脸了？》）。
在以色列和伊朗关系恶化的过程中，非常吊诡的问题是中东政治无所不在的连锁反应，并在以色列和伊朗关系由友好到交恶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基本过程就是作为传统中东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与新生的地区热点问题伊朗问题纠结在了一起，即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外交尤其是支持伊斯兰主义的“输出革命”外交，使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等与巴勒斯坦问题捆绑在一起，并使巴以问题与复杂的伊朗核问题，根深蒂固的美国与伊朗对抗等“伊朗问题”一并结合在一起，进而使巴以问题、伊朗问题实现了捆绑，而巴以问题构成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的载体，并最终超越出巴以冲突而走向当下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大规模冲突。
因此，三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传统中东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向伊朗问题转换的过程和原因，并强调伴随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伊朗问题正在取代巴以问题成为中东的核心问题，并导致巴以问题的复杂化。需要强调的是，伊核问题只是伊朗问题的一部分，并非伊朗问题的全部，它只是特定时期伊朗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而伊朗问题是包括伊朗与西方矛盾特别是美伊矛盾、输出伊斯兰革命、伊朗崛起、伊朗与地区国家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问题。
联系到巴勒斯坦问题，亦即伴随阿以矛盾逐渐缓和，而革命后伊朗强烈反美、反以，并建立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抵抗轴心”，伊朗便逐步取代阿拉伯世界成为伊斯兰世界对抗以色列的核心力量，进而使伊朗实现和巴以冲突的绑定，并不断加剧和以色列的对抗、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说，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朗问题实现了一种奇怪的结合，并把以色列和伊朗逐步变成水火不容的冤家。
阿以-巴以-伊以冲突演化的过程和机理
阿以-巴以-伊以冲突演化的过程和机理包括阿以冲突的巴以化、民族冲突的宗教化、伊以矛盾的结构化等相互承接、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第一是阿以冲突的巴以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1967年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后，阿拉伯国家日趋严重分裂，此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经过两伊战争、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的冲击已近于消亡。正是伴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巴勒斯坦问题开始从代表阿拉伯集体事业的阿以矛盾转向巴勒斯坦自身的问题，即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转换。
第二，民族冲突的宗教化。其突出表现有二：
首先，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以冲突的宗教因素上升。阿拉伯方面表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伊斯兰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成为对抗以色列的主要意识形态；以色列方面的右翼势力尤其是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意识形态构建和政治动员。
其次，巴勒斯坦内部矛盾的宗教化，其突出表现是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与世俗民族主义组织巴解组织之间的矛盾。巴解组织的指导思想是民族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世俗的巴勒斯坦民族国家；而哈马斯组织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伊斯兰主义，其目标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并选择和平谈判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方式，哈马斯拒不承认反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主张通过“圣战”方式武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哈马斯和伊朗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存在共识，奠定了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介入巴以问题的意识形态基础。伊朗也正是通过支持伊斯兰主义组织，并建立对抗以色列的“抵抗轴心”，使伊朗作为非阿拉伯国家成为巴以冲突的主体。
第三是伊以矛盾的结构化。其突出表现有二：
首先是阿以矛盾向伊以矛盾的转化。冷战后，伴随中东和平进程的进展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对抗以色列热情下降，阿以矛盾日趋缓和。21世纪以来，尽管巴以冲突依然存在并时有冲突爆发，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却在不断改进，而美国的推动以及共同对抗伊朗则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不断走近的动力。除早先与以色列建交的埃及（1979）、约旦（1994），在特朗普政府《亚伯拉罕协议》的推动下，以色列在2020-2021年实现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关系正常化，至此以色列已经与近1/3的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且仍有可能在短期内继续增加。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印度还建立了“四方对话机制”。
相反，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却持续加剧。伊朗支持真主党、哈马斯等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则对伊朗国内外目标和人员极尽各种手段进行打击，并极力反对伊核协议。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伊以冲突不断升级，并酿成当前的大规模冲突，正是伊以矛盾长期演化的产物，而巴以问题则是双方交锋、对抗、冲突的媒介和舞台。
其次是美伊矛盾的伊以化。亦即美国与伊朗围绕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积怨、伊核问题、地区热点问题的矛盾转变为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
众所周知，1979年以来美国与伊朗之间存在深刻矛盾。从伊朗方面看，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作为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伊朗通过“输出革命”支持和塑造地区内反美力量，威胁美国地区盟友等对抗美国和西方的做法，都是美国仇视伊朗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根源。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在政治上长期寻求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在经济上长期制裁导致伊朗经济深陷困境，在军事上不断威慑使伊朗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都是伊朗长期奉行反美主义的根源所在。
但是，在美伊矛盾中的一对特殊矛盾是以色列因素，亦即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也是伊朗极力反对的“小撒旦”。而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在中东当地的集中表现是伊以矛盾。其具体情况是：美国利用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在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同时，组建以色列与“温和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的联盟；伊朗则以以色列是美国代言人为由，通过反对和打击以色列获得合法性，并组建“抵抗轴心”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以色列则极力通过塑造“伊朗威胁论”游说美国，反对美国和伊朗和解尤其是反对美伊达成伊核协议，并最大限度地维持美伊对抗，通过美国遏制和打击伊朗。
因此，美伊矛盾在中东转化成了伊以矛盾，伊以矛盾反过来也是美伊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正是此次伊以通过巴以冲突外溢演变为双方的直接冲突，并使美国卷入其中的根本逻辑所在。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